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

摘要：有人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然其本人却愿以佛家自居。事实上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正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使命。他的这种儒佛共融的思想是在直面生活实践的时候寻求便捷的态度转化，体现了他作为传统常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济世救民的情怀。


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生活》等。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梁漱溟是儒家，有人说他是佛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也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无论是哪一种评价，现在，大家都能从他身上感觉到中国传统常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艾恺说：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常识分子的特质。而梁漱溟对我们的评价非常低：我不是一个学者。他的一生一直关注两个问题：生活问题、社会问题。当生活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便深入佛理,需要解脱。当社会问题突显的时候,他便走出房间,舍弃佛学研究,奔走社会,寻求救国治世之道。
梁漱溟在一生中曾多次说到我们的思想变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说法颇一贯：我常常说我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生活思想后来折反到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
梁漱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常识分子,面对社会纷乱、民生涂炭，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表现出的舍我其哪个的使命感，更是他转变的直接动力。五四运动全盘西化彻底否定、摧残中国文化，当他看到当时影响最大的《新年轻人》杂志连番发表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时，他回忆说，仿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了我们的文化的那些人不感觉到痛苦；仿佛觉得各人讲各人的话，彼此实不相干；仿佛自己被敌人打伤一枪，犹似若无事也。而我则十二分的感觉到压迫之紧急。 1920年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大举行饯行会。会上多人讲话提出，蔡元培可将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介绍给西方，同时也将西方文化优越者带回中国。梁漱溟当即质问：诸先生今日的说话颇似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哪些可以介绍给西方去？
1917年夏季，梁漱溟经江浙去湖南，正遇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残军对湖南长沙、衡阳一带劫掠,百姓被烧杀淫掠之状十分悲惨。回京后，又历程了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和各派军阀的混战。有感于内乱战祸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尚处于寂灭梵天中的梁漱溟发出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
20世纪20年代风雨激荡的年代时尚，激起了梁漱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把一直在痛苦地思虑救世救国的梁漱溟再一次推到了政治和文化的漩涡之中，决心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从梁漱溟思想的两次转变中，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由入世转变到出世再回归到入世，其佛儒共融的思想轨迹叫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甚至被叫做儒家的最后圣人；但因为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又让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还有人称他为佛光烛照下的一代儒宗。梁漱溟的一生特立独行，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时尚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个处变不惊、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身影。之所以可以这样，是由于他一生关注的两大问题：生活问题、社会问题，是由于他作为忧国忧民的常识分子，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欲以天下为己任也。
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生活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质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等等，如生活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一直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占主导地位，生活问题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如此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
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二千余年的进步中，虽历经挑战，时有盛衰，但一直是中国人犹其是常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塑身、云筑网、治国、平天下，这是每一个传统常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生活理想。而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携带很难抵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人茫然失据，此时的梁漱溟同样挺身而出，担当起年代赋予的重托。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生活》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目前则不可以死。又以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 我不可以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些事!
这几近狂易的精神情态在常人看来是可笑的，而且即便是与之相知颇深的熊十力，也致书以发疯、狂妄相讥评。然而，它终是梁漱溟独异生命格范的真切表露。他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必然会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生活使命。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一直没舍弃他的倡导。不管身处什么样的逆境，梁漱溟一直不渝地坚持着我们的救国治世的理想，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评价：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生活,无所畏惧。
艾恺博士所作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在1986年版他所加的《跋》的结尾，艾恺博士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些人或许觉得他在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遗憾。我做完了我一生要做的事情。